走进家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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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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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理律师事务所北京家理(上海)律师事务所成立于2021年12月4日,是继深圳家理之后,家理律师事务所成立的第二家分所。 家理律师事务所是一家专注婚姻家事领域的中国知名律所,总部位于北京CBD核心区,拥有两层近2000平米的办公面积。家理团队人员逾百人,其中包括50余位经验丰富的婚姻家事专业律师。北京家理(上海)律师事务所主任马赛男律师已在婚姻家事领域深耕十余年,为1000多位当事人提供了专业的法律服务。 家理业务范围包括婚姻家事法律服务、家族财富传承服务、家庭矛盾调解服务、婚恋情感咨询服务、为老法律服务和家风传承服务六大板块,服务遍布全国各地,能够满足客户对中、英、日、德、俄等多种语言的需求。截至2021年底,家理已为超过10万人提供了免费的法律咨询,办理案件4000余起,单个案件标的额最高达10.3亿元。 上海家理的成立是家理走向国际法律服务市场的发端。上海家理将立足于上海,辐射整个长三角,将触角延伸至海内外华人群体,成为以涉外法律服务、金融法律服务为主要方向的,以家族财富传承、个人财富管理为主要业务的,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婚姻家事专业律所。此外,上海家理也将注重为老法律服务,大力推进老年人公益普法活动,对于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和谐,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家理,只为家的幸福!

业务范围

家理让你想离就离 争夺应得财产,孩子抚养权就选家理律师
离婚谈判

家理律师利用法律、谈判、心理等多学科专业知识,全面分析夫妻双方(家庭成员)间纠纷成因

离婚诉讼

近年来,离婚对数逐年递增,离婚诉讼收案量和结案量却逐年递减。据家理律所统计的数据显示,

财产分割

在家理已结案的离婚诉讼中,涉及离婚财产如何分割的案件占比78.79%。可以说,夫妻离婚财产分割是每对

房产分割

房产是每个家庭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价值较高的夫妻共同财产,因此离婚房产如何分割往往是离婚诉讼中的焦点问题。

子女抚养

从家理律师的办案经验来看,离婚子女抚养权一直是离婚诉讼中双方争议的焦点。当一个家庭无法避免破碎的结局时

遗产继承

据家理统计数据显示,继承纠纷在家庭财产纠纷中的占比达到82%。按照诉争双方的关系来划分

分家析产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因拆迁引发的分家析产纠纷日益增多。

股权分割

离婚股权分割比较复杂且难度较大,同时股权分割涉及的范围较广,金额较多,

家理让您想离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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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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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方同街道另安家生两娃,为女方向第三者追回600万元赠款

案情简介原告:李女士被告:郭女士第三人:孙先生被告律师:易轶律师、杨帅律师 1987年,24岁的孙先生和21岁的李女士在河南省某县人民政府登记结婚,婚后两人来到北京共同创业打拼。1989年,双方生下长女孙大妹,1997年生下长子孙二弟。在此期间,双方创办的公司业绩蒸蒸日上,孙先生负责经营管理,李女士掌握公司财务。 2006年左右,28岁的郭女士开始担任孙先生的秘书,两人很快发展为情人关系。2008年年底,李女士发现两人可能存在婚外情,要求辞退郭女士。孙先生遂安排郭女士辞职,并与其继续保持情人关系。自此以后,孙先生同时兼顾李女士和郭女士两个家庭,两人住所位于同一街道。 2009年,郭女士为孙先生生下儿子孙三弟。2010年4月,郭女士以498万元购买了海淀区定慧桥新房一套;2010年9月,郭女士以535万元购买了海淀区百望山二手房一套,此后一直居住生活在此处。该房距离李女士的居所直线距离不到一公里,位于同一街道。2014年,郭女士赴美国再生一个女儿孙四妹。 2014年左右,孙先生和李女士频繁争吵,并拒绝和李女士去国外参加女儿孙大妹的婚礼,随后孙先生以公司经济困难需隔离债务为由,提出假离婚。2014年8月,双方在民政部门协议离婚,离婚后依然共同生活。2016年左右,李女士提出复婚,但孙先生不同意。在儿女们的提醒和帮助下,李女士在孙先生手机里看到了郭女士及其孩子的照片,如梦初醒。 此时,李女士才发现,自2006年开始孙先生就一直与郭女士同居生活,并相继生下了一女一子。李女士还从孙先生的司机处得知,在双方的婚姻存续期间,孙先生曾经给郭女士购买过多套房产。 2016年6月,李女士委托易轶律师、杨帅律师对郭女士提起返还原物纠纷之诉。 办案经过接受委托后,考虑到孙先生公司经营出现问题,为了防止对方转移财产以逃避执行,家理律师第一时间立案,并对郭女士居住的百望山房产提出财产保全申请。由于李女士没有郭女士受赠财产的具体证据,家理律师向法院申请了十多份调查令,调查孙先生和郭女士名下全部银行卡的交易流水,以及郭女士名下所有房产信息。 此时,郭女士已经将定慧桥房产出售且李女士提供的线索不准确,家理律师先后数次前往房地产开发商、海淀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物业中心调查定慧桥房产的具体信息,最终成功调取到预售合同、支付房款、房屋登记转移等证据材料。根据两套房产的购买材料、支付信息,结合孙先生、郭女士的银行流水记录,可以证明百望山房产的购房款全部来自孙先生。但是购买定慧桥房产时,孙先生没有直接转账,而是取出现金交给郭女士转存银行支付房款。为了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家理律师将孙先生取钱的时间、金额与郭女士同期存钱时间、金额进行了比对,举证这些钱来自于孙先生具有高度盖然性,达到了民事案件证据采纳标准。 庭审过程中,面对我方准备充分的证据材料,郭女士提出购房款是自己向孙先生的借款,但是该借款已经归还给孙先生或者其指定的人员,并提交了其向孙先生或者孙先生公司员工转账的交易记录作为证明。对此,家理律师指出,郭女士与孙先生长期保持非法同居关系,并生下两名子女,借贷之说有悖常理;即使双方构成借贷关系,郭女士自2006年开始无收入,根本没有偿还借款的能力,郭女士与孙先生的交易记录频繁混乱,双方处于经济混同状态,孙先生在婚姻存续期间未经李女士同意为郭女士支付购房款等大额支出,郭女士应当返还属于李女士的一半份额,最终法院判决郭女士应当归还李女士600万元钱款。目前,本案已经进入执行程序,郭女士仅存的一套房产将被拍卖。案件结果郭女士应向李女士返还孙先生为其购买百望山房屋出资款267.5万元;郭女士应向李女士返还孙先生为其购买定慧桥房屋出资款263万元;郭女士应向李女士返还孙先生向其支付的其他钱款44.95万元。家理律说夫妻一方婚外有家,不仅会伤害配偶的情感,更会伤害其财产权益。对于情感的伤害,法律能做的弥补比较有限,但是夫妻一方擅自赠送给情人的大额财产,配偶有权追回。本案在同类型案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中有几个法律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配偶追回财产的法律依据何在。按照婚姻法的规定,夫妻任一方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一方均有权决定;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但是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在这类案件里,夫妻一方将钱财赠与给第三者,如果赠送的财物价值较小,赠与方有权单独决定,不属于侵犯夫妻平等财产处置权的行为;如果赠送的财物价值较大,按常理即可推断出第三者不是善意第三人,赠与方未经配偶同意的大额赠与行为,侵犯了夫妻平等财产处置权,原配可以向第三者提起物权保护之诉,追回属于自己的财产权益。在审判实践中,如果夫妻双方没有离婚,原配可以追回全部赠与财产;如果夫妻双方已经离婚,原配可以追回50%份额的赠与财产。 第二,未直接转账的财产能否被认定。在这类案件中,赠与方有时会选择从本人账户里取出现金,交给第三者存入其账户内,这样从银行流水里就看不出双方存在资金往来,法院认定第三者的入账资金来源于赠与方需要其他证据支持。在本案中,郭女士购买定慧桥房产的钱财,正是孙先生通过这种方式辗转存入其银行账户内。从郭女士的银行交易信息可以看出,在购房期间其银行账户以现金存款方式先后入账了五笔共计520余万的购房款,单纯从郭女士的银行流水无法证明这笔钱来源于孙先生。在这起诉讼中,我方追加了孙先生作为第三人,并申请法院调取了其银行交易信息,其信息显示孙先生同期取出五笔共计520万元现金,每次取出的金额与郭女士存入的金额相同,且孙先生取出时间在前,郭女士存入时间在后,两个时间均在同一天,最终法院依据证据规则认定,这五笔出资款来自孙先生具有高度可能性。 第三,第三者提出的“借贷关系”抗辩能否成立。从证据来看,夫妻任一方给付婚外情人大量钱财,用于购买房产和支付其他生活费用,这种行为既可能是赠与,也可能是民间借贷。按照法律规定,自然人借款和赠与,均不要求签署书面协议,需要结合转账记录和其他证据来认定。通常来说,如果夫妻俩与情人签署有明确协议约定款项支付的性质或者配偶事后追认,法院可据此下判。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形,夫妻俩与丈夫婚外情人签署协议,约定给予情人一定的金钱补偿,让其断绝婚外情关系;为了让丈夫安心回归家庭,妻子向第三者承诺不再追回丈夫送出的钱财。在这些情形下,如果事后妻子再向法院起诉第三者要追回钱财,法院均不予支持。 在同类型案件中,像李女士这样离婚后才得知详情的配偶不在少数,李女士的态度即是追回丈夫在婚内为情人支付的钱财,其法律依据是孙先生单方赠与大额财物给郭女士,损害了夫妻共同财产平等处置权。但是郭女士成为孙先生的情人以后,孙先生借用其银行账户操作生意资金往来,因此两人的资金往来频繁混乱,郭女士银行账户内也有大量资金流向孙先生的银行账户。为了抗辩李女士的诉求,郭女士认为双方构成借贷关系,且借款已经归还。为此,我方提交了郭女士自2009年成为孙先生情人后便不再工作,没有收入,从客观上说没有能力偿还借款;鉴于双方存在情人关系,借贷之说不符合常理;孙先生和郭女士间款项存入与转出之间没有规律,不能一一对应,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郭女士向孙先生的转账目的亦不明确。最终,法院没有采纳对方“民间借贷”的抗辩意见,支持了我方诉求。 第四,赠与和“经济混同”是否能够共存。在本案中,郭女士以758万元出售定慧桥房产,其主张售房款均用于偿还孙先生的债务,但是其提交的借款协议显示郭女士和孙先生同为借款人。对此,我方认为郭女士原系孙先生公司员工,双方成为情人以后,郭女士参与了孙先生的经营活动,双方在经济上处于“混同”状态,郭女士向孙先生或者双方共同债权人转账的行为,无法得出系郭女士偿还孙先生借款的结论。我方的主张获得了法院支持,法院结合孙先生未经妻子同意赠与郭女士大额钱财,以及郭女士与孙先生处于“经济混同”状态,认定郭女士需要返还财物。一审判决下发以后,郭女士提起了上诉,认为赠与和“经济混同”无法共存。 郭女士和孙先生存在“经济混同”的状态,但是这并不妨害认定孙先生赠与郭女士大额财物的事实。“经济混同”是法院依据案件情况推定出来的双方基本的经济状态,如果任一方能够举出充分证据来证明双方某部分资金往来系赠与或者借贷,法院亦能够单独对这部分资金进行认定。法院认可了赠与的事实,是因为我方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完整地证明了孙先生婚内给予郭女士购房款、生活费的事实,结合双方婚外生子的事实,可推定这些款项系赠与。郭女士主张是民间借贷且借款已经归还,但是一没有提交借款协议、欠条等可以直接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证据材料,也没有其他证人证言、视听资料可以佐证借款事实的存在;二不能将所谓的“还款”和“借款”一一对应,所谓的“还款”指向不明,郭女士无法对每笔付款“偿还”的是哪笔“借款”做出明确的解释说明,因此没有完成借贷关系的举证,无法获得法院支持。案外说案忠诚是对现代婚姻最严肃的考验。婚内出轨常有,但是家外有家并不常见。经常有当事人问我们,法律为什么不惩罚第三者? 这其实涉及到我们如何看待婚内出轨的问题。从我们办案经验来看,绝大多数离婚诉讼都有“出轨”的影子,只是程度不同罢了,最终导致婚姻破裂往往不是这些出轨行为,而是婚姻本身的病灶。出轨是婚姻犯病的结果,就像持续高烧、恶性腹泻是病毒感染的结果一样,病灶在婚姻关系中,法律介入无济于事。 但是婚内出轨深入到“家外有家”的地步,这性质就完全不同了,此时法律能够作为的空间很大。在合法配偶和第三者之间,法律坚定地站在了合法配偶这一边,第三者介入情人的生活越深,其面临的法律、财产风险越大。郭女士的经历就是最好的例证,经营风险由婚内出轨者与第三者共担,收益却只有合法配偶才可以享受。 爱情合伙,结婚证最靠谱。

前夫不履行协议且套路前妻财产,助前妻理清账务拿回760万元

案情简介案情简介原告:李女士被告:马先生原告律师:易轶律师、金增玉律师 马先生是一位执业超过20年的资深律师,前妻李女士曾长期担任其助理。双方于2002年登记结婚,婚内生育两个孩子,孩子出生后,李女士不再工作,担任全职太太。2014年开始,李女士远赴加拿大生活,两个孩子随往并在当地学校读书。 2015年2月,双方感情破裂,办理离婚登记。离婚时,双方在北京有三套房子,两套普通住宅和一套商业住房。普通住宅A时值800万元,没有贷款;普通住宅B未估价,尚有贷款未还清,两套普通住宅均登记在马先生名下;一套商业住房现值1400万元,但有400万元贷款,登记在李女士名下。 双方在《离婚协议书》里约定,两子女均由李女士抚养,马先生每年支付6万元加币作为孩子求学费用,每年至少可以探视子女一次。普通住宅A离婚后归李女士所有,商业住房归马先生所有。马先生应支付李女士财产折价款550万元,其中2015年3月前支付80万元;2015年8月前支付220万元;2015年12月前支付250万元。 2015年6月,李女士在加拿大再婚。 双方没有对普通住宅B的归属进行约定,李女士表示该房计划要留给两个孩子。离婚后,普通住宅A变更至李女士名下,商业住房因贷款未偿清,无法过户至马先生名下。2015年3月,马先生依约支付了第一期款项80万元,但第二期和第三期款项一直未支付。2015年9月,马先生还以缺钱办移民手续为由,向李女士借款10万加币。 离婚后,马先生一直劝说李女士卖掉普通住宅A。后李女士于2015年4月委托国内亲友卖掉该房产,得款760万元。因李女士亲友没有足够外汇,大多数资金未能转移到李女士名下。此时,马先生主动提出帮忙购汇,但同时又以自己资金紧张为由,向李女士借钱偿还商业住房的贷款,以便于将其出售,履行离婚协议里约定的金钱支付义务。为尽快拿到离婚时约定的剩余财产折价款470万元,2015年12月至2016年12月,李女士累计向马先生转账550万元。 2016年年初,为便于取得移民资格,双方协商将两个孩子监护权人变更为马先生,马先生及两个孩子均通过加拿大某省移民遴选资格。 2017年5月,李女士在加拿大为孩子们购买一套学区房,房产总价157万加币,首付57万元加币,贷款100万元加币。因李女士无工作,无法获得商业贷款,因此将该房产登记在马先生名下。该房产首付系李女士支付,为偿清房产贷款,李女士催促马先生还款。马先生没有还款,但双方于2017年10月签署一份《协议书》,约定房产系李女士所有,马先生负责偿还贷款;自2018年开始,马先生每年支付李女士60万元,每季度支付15万元,该笔费用优先用于偿还加拿大房产贷款和子女教育费用支出;马先生名下的普通住宅B,应在贷款偿清后转移至两个孩子名下。 离婚后,马先生经常向李女士转账,但数额不多且用途不明确,李女士认为是支付孩子抚养费,马先生主张是偿还离婚时的剩余折价款470万元。李女士多次要求马先生支付470万元折价款、偿还550万元贷款无果后,遂提起离婚后财产纠纷,要求马先生支付470万元补偿款。 办案经过找到我们时,李女士已经被律师前夫算计得晕头转向,不仅财产折价款没要回来,还被对方诓走了550万元。接受委托后,我们第一时间申请对马先生分得的商业住房进行保全,以确保后续执行。因双方资金往来极为混乱,李女士也不知道对方到底还该给自己多少钱,我们与李女士花了三天时间,仔细梳理、核对双方离婚后的资金往来,并根据收款人及转账金额等信息来确定资金用途。马先生在法庭上声称470万元已经全部支付完毕,我们指出其列举的部分账目没有原始凭证,系捏造。 在诉讼过程中,马先生提起反诉,要求撤销《离婚协议书》,确认2017年10月的《协议书》有效。我们指出两份协议都是有效的,并当庭表示该案结束后,将立即提起民间借贷纠纷之诉,追回550万元借款。马先生当庭大骂我们,被法官制止,但随后表示同意调解,一揽子解决470万财产补偿款和550万元借款的问题。扣除这些年马先生已支付的财产补偿款后,我们说服马先生接受以760万元折价款一次性化解全部资金争议,双方达成调解。 调解结案后,马先生仅主动履行了45万元,我们再次接受李女士委托,处理本案的后续执行案。我们多次与执行法官沟通,先将马先生挂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其高消费,并再次查封其名下的两套房产。期间,马先生表示要出售商业住房,要求解除该房产的查封,但了解到他欲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给一家公司,我们察觉到其可能借公司之壳金蝉脱壳,坚决不同意解除查封,马先生气急大骂。但是第二天,法院通知我们已经收到马先生支付的剩余执行款及利息。案件结果本案经判决结案。双方解除《离婚协议书》及其后签署的一切协议、承诺、欠条等文件,再无债权债务纠纷;马先生给付李女士760万元,五个月内执行清。家理律说本案涉及离婚后财产纠纷,男方在离婚后未及时履行金钱支付义务,且双方离婚后的资金往来混乱,离婚财产折价款与子女抚养费的支付发生混同。男方利用其律师的专业优势,炮制多份协议欺骗女方的信任,拖延其采取诉讼手段来解决问题,一步步将女方逼至极为被动的位置。这次办案并不涉及非常疑难的法律争议,但是男方在诉讼中还在想方设法否认支付义务、逃避实际执行,我们及时识破他的伎俩,坚持强硬地推动诉讼程序,最终迫使男方履行了支付义务。本案引发我们对离婚方式、履约监管、离婚后财产混同等问题的重新思考,希望可以引起当事人的重视。 第一,协议离婚和诉讼离婚的优劣。从程序上来说,协议离婚比诉讼离婚快捷简便,因此成为大多数人首选的离婚方式。2017年,我国有437.4万对夫妻选择离婚,其中选择协议离婚的夫妻数量是诉讼离婚的5.5倍,而我们律所同期接受的诉讼离婚案件却是协议离婚数量的4.6倍。由此可知,协议离婚时,律师的介入率非常低。与此同时,因协议约定不明或者离婚后未实际履行协议而导致的离婚后财产纠纷日益增多,导致双方矛盾冲突不断,影响双方及孩子的安定生活。 在本案中,马先生和李女士选择协议离婚,但是离婚后马先生没有及时履行金钱支付义务,并用种种借口向李女士巨额借款。因双方育有一双儿女,李女士一直对前夫心怀善意和信任,男方显然没有履行承诺的诚意,屡屡利用李女士的信任延迟支付、骗取钱财,并骗走了两个孩子的直接抚养权,导致离婚多年后,子女抚养、个人财产均处于不安定的状态,严重影响了李女士的生活。 因此,协议离婚和诉讼离婚并不存在谁优谁劣。虽然协议离婚看起来耗时短,但是除非双方都有足够的诚意和信任,并且能够真正达成一致的《离婚协议》,否则一方的信任就会被另一方所利用,双方不可避免地在离婚后继续纠缠不清。反观诉讼离婚,在法官和律师等专业人士的主导下,双方可以将结束婚姻需要处理的所有问题进行详细讨论,并按照法律道德的标准来判断是非对错,从而对双方的矛盾冲突盖棺定论。更重要的是,诉讼离婚可以得到调解书、判决书等法院文书,如果任一方不遵照执行,另一方都可以直接申请强制执行。而协议离婚后,如果任一方不依约履行,另一方还需要先起诉,等法院出具调解书或者判决书后才能申请强制执行。 第二,离婚时如何进行履约担保。我们认为,当夫妻感情已经无可挽回的时候,离婚是解决婚姻矛盾、重新获得幸福的一种方式,但是前提是离婚时需要终局性地解决婚姻中的财产、子女抚养问题。但是有些夫妻只是把婚姻关系解除了,离婚后还住在一起,或者财产没有分割清楚,子女抚养权也处于不安定的状态,那对双方都将是一种新的折磨。 因此,无论是采用协议离婚还是诉讼离婚的方式,我们都应该考虑履约监管的问题。事实上,专业法官在调解离婚的过程中,也会充分考虑执行的问题,甚至有些法官会在双方履行完主要义务后,方才出具正式的离婚调解书。同时,由于不履行离婚协议的救济程序更加复杂,因此当事人在协议离婚时需要更全面、完善的履约监管。在履约监管中,金钱支付监管比较常见,例如离婚协议约定一方有金钱支付义务时,双方可以约定履约监管,支付方将钱存入第三方账户,等办理离婚登记后,第三方直接将这笔钱支付给对方即可。除了金钱支付监管,还有子女抚养权的问题。很多有孩子的夫妻选择协议离婚,通常会希望离婚后双方能够和平相处,给予孩子尽可能完整的爱,基于这样良好的愿望,双方可能会互相托付对方照顾孩子,或者为了孩子有更好的学习生活条件而选择变更抚养权。如果双方都是善意的,这些安排自然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但如果有一方只是想趁机拿走抚养权或者不支付抚养费,那就只会让孩子处于持续不安定的生活状态中。 在本案中,马先生应在离婚后支付李女士500余万元,双方约定了履约节点,但马先生只依约支付了一期。双方在协议里没有规定迟延履行的违约责任,也没有任何履约保证,这让李女士面临着很大的风险。500多万元不是一笔小数目,马先生可能无法在短期内筹措完成,但是其名下有房产,可以选择将同等价值的房产份额登记在李女士名下,作为履约担保。在子女抚养权问题上,双方离婚时约定两个孩子均归李女士抚养,但后来马先生声称为孩子办理移民,将子女抚养权变更至自己名下,马先生在离婚后财产纠纷中煽动孩子们对抗母亲,让处于叛逆期的孩子面临严重的心理危机,以抚养权属于父亲为由,拒绝母亲的亲近,在异国他乡独自生活,但远在国内的父亲亦无暇顾及他们,对孩子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 第三,离婚后财产混同。我们处理过很多起“离婚不离家”的案件,由于双方生活在一起,财产很容易产生混同,所以两人彻底分开的时候,其实需要重新清算一次财产,但是直接抚养孩子一方主张另一方支付同居期间的抚养费,法院一般不会支持。从风险防控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离婚后双方应该彻底分开居住,同时尽量避免复杂的金钱往来,如系履行离婚协议约定的义务,每笔资金的具体用途最好在转账时注明,以避免日后的纠纷。离婚后尽量避免借款,如需借款须出具协议,明确偿还日期和违约责任,大额借款应该提供担保。 马先生和李女士离婚后没有生活在一起,但是他们的资金往来极为频繁、混乱,因马先生对李女士负有支付财产折价款和抚养费等多重义务,所以马先生转账给李女士的资金很难进行明确定义,这给案件审理带来了较大难度。马先生在庭审中坚持认为这些资金都是用于履行离婚协议约定的金钱支付义务,且目前已经支付完毕,但是我们认为这些资金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支付孩子抚养费。双方经过一番恶斗后,马先生意识到自己无法逃避履行义务,最终同意以760万元终局性解决双方的金钱纠纷。虽然金钱数额上没有太大的损失,但是离婚后这么多年的纠缠与折腾,必然影响了生活质量,而双方在金钱上的缠斗影响了孩子的成长,这亦是得难偿失。案外说案我们常说,夫妻感情难以挽回时,那就好聚好散。在通常的认识里,协议离婚是和平分手,是好聚好散的典型方式。但是事实上,协议离婚很可能会掩盖问题、隐藏风险,这些问题和风险往往会在离婚后爆雷。考虑到协议离婚后,强制对方履行义务的程序更加复杂,双方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置履约保证,以确保后续执行。此外,随着家事审判改革的持续推进,诉讼离婚越来越柔性,法官会综合法律、心理、情感等因素来考虑,慎重评估婚姻是否可持续,如果确实要离婚,亦会和双方律师一起,共同为双方找到终局性解决矛盾的方案。 离婚是一个重大的人生决定,我们需要和过去的生活、过去的人做完全切割,任何拖泥带水的举动都可能带来纷争,给双方和孩子的生活带来不安定的因素。对于那些有孩子的离异父母来说,完全切割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当父母希望孩子获得完整的爱时,这样的切割更加显得残忍。但是,离婚本就是分道扬镳,我们必须接受这个事实,把该分清的分清楚,如此才能真正各自安好!

共同经营债务被判归个人承担,律师举证翻盘为夫妻共同债务

案情简介原告:李先生被告:王先生、马女士被告律师:马赛男律师  张健律师(实习) 王先生和马女士原系夫妻,育有一子,双方于2017年结束了长达21年的婚姻。在婚姻存续期间,双方曾经共同经营公司并有大量负债。离婚时,因王先生存在婚内出轨行为且应诉不当,法院没有处理公司经营负债,并将70%的夫妻共同财产判给女方。债权人得知判决结果后,以民间借贷纠纷将王先生和马女士诉至法院,要求两人共同偿还债务。 2008年,王先生婚内分别出资300万元、398万元,设立了北京A公司和天津B公司,两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王先生。其中,北京A公司的股东为王先生和马女士,马女士兼任公司财务。天津B公司的股东原为王先生和第三人郑女士,后郑女士退股。2014年至2015年间,因公司资金周转困难,王先生前后三次向李先生借款,每次借款数额均为50万元,年利息分别为20%、15%和18%。除已归还的部分利息,目前三笔借款累计的未归还利息超过100万元。 2016年左右,马女士以离婚纠纷将王先生诉至法院,请求离婚,并称王先生自2001年起与第三人郑女士长期非法同居,要求多分夫妻共同财产。王先生同意离婚,但是不承认存在婚姻过错,同时要求马女士承担经营负债。后经两级法院审理,法院认定王先生在婚姻中没有完全履行夫妻忠实义务,对夫妻感情破裂负有一定过错。最终,法院于2017判决双方离婚,并根据保护妇女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由马女士分得70%的夫妻共同财产,北京A公司经营所负之债需另行主张。 2017年4月,李先生将王先生、马女士以民间借贷纠纷诉至法院,要求二被告偿还欠款及相应利息。2018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夫妻债务认定的新司法解释,为避免不知情配偶无辜背负巨额债务,加重了举债方和债权的举证责任。此时,该案一审依然没有审结,新司法解释的出台导致诉讼形势对王先生极为不利。2018年7月,在法院即将一审宣判前,王先生找到我们,委托我们介入该案。办案经过接受委托后,我们第一时间找到法官,成功申请延长15天举证时间,并向法院申请调查银行流水情况,摸清举债的具体流向,并与王先生共同梳理举债时间、支付方式、资金流向、具体用途以及马女士是否从这些债务中获益,结合现有的证据,我们基本可以推出该债务为夫妻共同经营之债,但是如何说服法官是一个难题。由于本案已经开过庭,因王先生存在婚外情且举证不力,法官怀疑债务并未用于家庭生活,因此当庭质疑王先生:“谁知道你的钱用在哪了?”法官可能不再开庭,依据现有证据直接宣判这些债务为王先生个人债务。 为此,我们向主审法官提交了代理意见,强调本案审理期间新旧法律更迭,举债人举证责任发生颠覆性改变,请求法院再次开庭审查全案,采纳我方新提交的证据,指出债务系双方经营负债,且部分负债用于家庭生活,马女士亦从债务中获益,应当承担偿还责任。在我们的努力争取下,法院再次组织开庭,我们完整举证马女士参与公司经营并从债务中受益的事实,这笔债务最终被法院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案件结果本案经判决结案,被告王先生、马女士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李先生借款本金150万元并支付利息。家理律说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由于审理时间过长,夫妻债务认定的法律发生重大变化,新法极大加重了举债人及债权人的举证责任,诉讼形势对我方极为不利。对于中途介入本案的律师,我们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收集、整理证据,说服法官给予我们更多时间和机会去调查取证、陈述意见。具体到办案过程中,我们需要解决两个重要的法律问题,一是一方大额举债,另一方在何种情况下需要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二是以公司名义举债,股东在何种情况下需要承担偿还责任? 第一,一方大额举债,债权人和举债人需要证明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夫妻共同经营。本案一审期间经历了夫妻债务认定法律的颠覆性改变,举证责任分配发生了巨大改变,加重了举债人和债权人的举证责任。 在2018年1月新司法解释出台前,夫妻债务认定应按照《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的规定,一方对外大额举债,非举债方配偶应承担主要证明责任:一是可以举证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举债方)已经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二是可以举证证明夫妻采取约定财产制,且债权人知道该约定。在24条的法律框架内,举证责任应由非举债方来完成。2018年新司法解释出台后,举证责任发生了颠覆性改变。一方大额举债,债务金额超过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如需要另一方共同承担偿还责任,债权人应该举证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 由此可知,新旧法律对夫妻债务认定发生了重大变化。王先生原本无需承担主要举证责任,但是新法出台以后需要承担全部举证责任。对于前夫王先生欠李先生的债务,马女士当庭表示不知情、不追认和不承担,王先生需要证明该笔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产经营。我们经过梳理证据后,发现马女士自2009年开始负责北京A公司的财务工作,其名下三张银行卡用于发放工人工资、周转公司资金,并通过其本人账户向债权人指定的收款账户汇款,其交易用途备注为“还款”,说明其对债务知情。此外,马女士曾在离婚诉讼庭审中承认北京A公司系双方共同经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现在在民间借贷纠纷里需要承担债务时却否认是共同经营,显然很难自圆其说。因此,马女士对债务知情,且参与了共同经营。 第二,以公司名义举债,但是家庭资产和企业资产混同,股东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在庭审中,因马女士没有参与共同经营的说法被证伪,马女士又提出这些债务是公司债务,不是个人债务,应该由公司偿还。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公司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对于王先生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王先生和马女士作为公司的两位股东,原则上只需要以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但是,如果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在本案中,女方曾经在离婚诉讼中要求分割公司名下的车辆,男方辩称车辆系公司财产,不是夫妻共同财产,但法院最终认为:“涉案车辆是双方夫妻存续期间取得,均登记在男方名下。即使车辆是北京A公司出资购买,但因北京A公司仅有王先生和马女士两名股东,王先生并无证据证明北京A公司财产独立于其夫妻财产,故涉案车辆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从离婚诉讼判决书里可以确定,王先生、马女士多次挪用公司财产,用于偿还家中的房贷、车贷,公司财产周转不开时,又挪用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填补,夫妻共同财产与公司财产发生严重混同,因此需要共同偿还公司债务。 案外说案夫妻一方举债,另一方需不需要承担共同偿还的责任,这涉及到如何平衡非举债方配偶和债权人的利益。 在2018年新司法解释出台以前,我国是按照《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简称“婚姻法24条”),来认定一方举债究竟属于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对非举债方配偶的举证要求非常高,一般很难完成,因此绝大多数债务均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彼时,社会上出现很多“婚姻法24条”受害者,配偶背着他们在外大额举债,他们没有享受到这些债务带来的利益,但在离婚时却需要承担共同偿还的责任,导致这些受害者在离婚后被债主骚扰追债,生活陷入困顿,极其无辜。 但是在“婚姻法24条”以前,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举债人大额负债用于家庭生活,后无力偿债时,为了保住家庭资产选择离婚,并将大部分财产甚至全部财产都给非举债方配偶,导致债权人利益受损。为了保护交易安全,我国推出了“婚姻法24条”,将举证责任分配给非举债方配偶。 2018年新司法解释出台,再次将一方大额举债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债权人和举债人,更加注重保护非举债方的利益。但是,举债人和债权人的利益也应该受到平等的保护。本案即是一例,非举债方享受了债务的利益,理应承担偿还债务的义务。

同妻第二次起诉法院仍不判离,助女方成功离婚摆脱不幸

案情简介原告:李女士原告律师:卢静律师、周亚徽律师被告:刘先生 2012年李女士和刘先生登记结婚,2015年二人生育一子刘小某。李女士系再婚,刘先生系初婚。婚前双方经过短暂相处,便登记结婚,感情基础薄弱,婚后又因婆媳关系不和、性格不合、三观差异大等原因,经常发生矛盾。结婚后李女士发现刘先生不喜欢与其有肢体接触,导致双方极少有夫妻生活。自李女士生育刘小某后,刘先生开始对李女士不闻不问,除了发生矛盾时与李女士争吵,平时都是通过微信、短信、电子邮件“交流”。刘先生在与李女士发生争执时,还对李女士有殴打辱骂等行为。除此之外,刘先生母亲性格强势,常与李女士发生争执,挑拨二人夫妻关系。在李女士坐月子期间,刘先生及其母亲对待李女士的饮食非常敷衍,从未尽心照料过李女士,态度亦很恶劣。最终,李女士忍无可忍,自2018年5月离家,与刘先生分居。与刘先生长期不和谐的婚姻,使李女士身心俱疲,对生活非常绝望。2019年1月底,李女士第一次提起离婚诉讼,广州某法院于2019年5月作出不予离婚的判决。2020年6月,李女士再次提起离婚诉讼,请求法院判决双方解除婚姻关系,刘小某归李女士抚养,刘先生每月支付抚养费一千元直至刘小某年满十八周岁止,并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开庭时刘先生仍旧不同意离婚,但未提交第一次判决后至第二次起诉期间双方感情有所缓和的证据。办案经过家理指派卢静律师主办该案件。因李女士身在山西某地,故卢静律师只能通过微信视频与李女士沟通案情,沟通时间大概一个多小时。大部分时间卢静律师都在倾听李女士诉说,从双方恋爱直至分居,为了维持这个家,为了孩子能够在父母的陪伴下成长,李女士一直在隐忍、挣扎、妥协,但无论怎样让步,始终打动不了冷漠无情的丈夫。在孩子出生后,凭着女人的第六感以及丈夫的种种迹象,李女士便判断出刘先生系同性恋性取向,其与李女士结婚的真正目的是为了生育孩子。从李女士的诉说中,卢静律师能够感受到这段婚姻对她毁灭性的打击,这段无性无爱的婚姻把李女士折磨得身心交瘁。李女士没有想到离婚也这么困难,希望家理律师能够帮助她早日离婚,重新获得新生。卢静律师在详细了解了李女士的心愿和情况后,认为双方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符合当时婚姻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法院应判决离婚,并指导李女士提交了大量证明夫妻感情已经破裂的证据。开庭前,刘先生给李女士及家人发了几次短信,均表示同意离婚,请李女士与他沟通抚养权归属问题和财产分割事宜,但开庭时,刘先生突然表示不同意离婚。从李女士提交法院的证据来看,双方已经分居满两年,且第一次起诉离婚案件的判决作出后至第二次离婚诉讼案件开庭前,双方感情并未有任何缓和,而刘先生亦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双方感情有所缓和,仅仅口头表示不同意离婚,且在庭审中一直指责埋怨李女士,完全看不出其对李女士有任何感情。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法院竟然再次驳回李女士的诉讼请求。收到判决后,李女士非常想不通,明明双方感情已经破裂,为什么法院仍旧不判决离婚,此时的李女士情绪接近崩溃。卢静律师耐心地疏导李女士的情绪,并向其提出上诉的建议。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并结合本案李女士提交的证据来看,卢静律师认为一审法院应判决离婚,如果上诉,二审发回重审的几率很高。此外,卢静律师分析,如果二审上诉期间民法典生效,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规定,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李女士与刘先生的情况完全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二审法院应该会支持李女士的诉求。结果亦如卢静律师预判,二审法官开庭后明确表示如果双方不能达成调解,便将本案发回重审。在此情况下,刘先生同意离婚,李女士亦表示只要能够马上离婚,夫妻共同财产可以另行处理。最终二审法院出具调解书,李女士得偿所愿,成功摆脱这段不幸的婚姻。案件结果李女士与刘先生自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解除婚姻关系。家理律说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我国社会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社会中许多同性恋相关的问题层出不穷,如同性恋群体对婚姻权利的诉求、同妻问题、艾滋病问题等。而我国现行法律承认的婚姻关系只局限于一男一女之间。法律规范不完善,也是造成这些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同妻是指男同性恋者的妻子,尤指婚前被丈夫故意隐瞒性取向而结婚的妻子,是较为弱势的群体,她们的数量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庞大。同妻群体不仅不能得到性生活上的满足,还遭受漠视、冷落、家庭暴力、艾滋病的威胁。本案中,李女士之所以成为了同妻,最根本的原因是其与刘先生系“闪婚”。在结婚前,李女士对刘先生并未有充分的了解,其在与前夫离婚后的一年内与刘先生结婚,刚离婚时正处于极度自我怀疑的状态中,此时刘先生趁虚而入,百般殷勤,一直催促李女士与其结婚,李女士便在这种情况下仓促与之登记结婚,当时的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再次坠入了深渊。闪婚经常发生,但闪婚并不代表着就是真爱,也有可能是被欺骗。闪婚的不良后果亦很严重,如果发现自己成为了同妻,那么我们建议,不要犹豫,尽快解除婚姻关系,但也不要冒然起诉,起诉前建议咨询或者委托律师,在律师的指导下收集相关证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规定:“夫妻一方要求离婚的,可以由有关组织进行调解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果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一)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本案中,李女士之所以第一次起诉没有成功离婚,原因是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与刘先生是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在法庭上,空口白牙地向法院陈述分居的事实往往是苍白无力的,夫妻二人都是各执一词,法官很难相信原告一方。可以证明夫妻分居的常见证据有:一方在外居住的房屋租赁合同、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或者分居协议里面记载的分居事实、微信聊天记录或电子邮件等能证明双方感情不和分居的事实等。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证明双方分居是因为感情不和造成的,而不是因工作、学习、就医、住房困难、照顾老人等导致两地分居。案外说案随着社会的发展,虽然中国民众对同性婚恋的看法已经有了很大改变,但歧视仍然存在。很多同性恋者为了躲避旁人的眼光选择了隐瞒性取向与异性结婚,而这无疑是对婚姻另一半的极大不负责任和欺骗。实践中,无论是根据此前婚姻法亦或是现行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同性恋与异性的婚姻都不属于无效或者可撤销的婚姻。如果婚后发现自己的另一半是同性恋者,但又不符合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规定的允许离婚的法定条件,家理律师建议应尽量收集对方是同性恋者的证据,如果证据充分,即便第一次起诉离婚对方不同意,法院亦有可能考虑此情形而判决离婚。